如果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

谢晋拍了半个世纪的电影，并开创了以自己命名的电影时代。在中国内地影史中，他是第三代电影导演中无可辩驳的佼佼者，也是公认的1949年以来艺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导演之一。正如余秋雨所说：

“回想一下，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因为他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谢晋长达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的《芙蓉镇》无疑是最具史诗气质的创作奇迹，也成就了华语电影难以超越的巅峰。

《芙蓉镇》改编自作家古华的同名小说。作为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芙蓉镇》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之初的“反思文学”思潮的一个高度。

作者以力透时代本质的笔触，讲述了湘西小镇中，以“豆腐西施”胡玉音和知识分子秦书田为代表的一群底层人物，在特殊年代里的悲辛际遇，并借助历史人物的苦难展示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

影片始于1963年，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芙蓉镇上，勤劳能干的胡玉音和丈夫在这里支了一个米豆腐摊子。在胡玉音起早贪黑、殷勤待客的忙碌中，小吃摊上经常是食客满盈，十分热闹，生意比国营小吃还要红火。

当然，不得不承认，比起呆板内向的丈夫，胡玉音的热情大方和漂亮长相也成了给自家招徕顾客的活招牌。因为胡玉音长得美，镇上的人都赞其“芙蓉姐”。而胡玉音和丈夫却想不到，也正是这种鲜明的美丽，将会给他们夫妇二人招致一连串的灾厄。

而在历史的风暴袭来之前，芙蓉镇上的这个米豆腐摊子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据点，在时间的流淌中结出无形的丝网，将胡玉音和与她交集或深或浅交集的人们全都串联在一起，逐个推向风雨将至的台前。

其中，黎满庚作为县党委书记，是和胡玉音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在青涩的年纪里相生爱慕，却因革命成分不同分道扬镳。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黎满庚认了胡玉音做干妹子。

在与黎满庚的恋爱受挫后，胡玉音嫁给了老实本分的杀猪匠黎桂桂。桂桂的职业虽然要操刀，但是生活中却是个柔顺腼腆的小男人，事事要胡玉音做主。夫妻俩的日子过得简单，倒也美满知足。

生活中，予以胡玉音关照最多的其实是粮站主任谷燕山。作为一名南下老干部，谷燕山非常仗义豪爽。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古道热肠。为了支持胡玉音的生计，他总是将粮站里不要的碎米谷头子特批给她。

就这样，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胡玉音凭借自己的生意头脑，在黎满庚和谷燕山的帮衬下，成了芙蓉镇第一批致富的人，还盖上了全镇最气派的小楼。

与勤劳的胡玉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芙蓉镇最穷最邋遢的二流子王秋赦，他分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依旧好吃懒做，饿了就去米豆腐摊上白吃一顿。镇上的人都对这个懒汉避之不及，但玉音倒也不计较。

在谢晋的镜头之下，胡玉音身上具有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一切传统美德：勤劳、善良、忍让、富有同情心。可在随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个女人的一生却上演了一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悲剧命运。

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是国营饭店的女经理，也正是此次运动的骨干李国香。相比美丽活泼，人缘极佳的胡玉音，老气横秋的李国香由于私生活混乱败坏了名声，成了无人愿娶的老处女。因此，她对胡玉音这种颇受男人欢迎的漂亮女人有一种本能的妒忌，手握实权的她也成了接下来颠覆胡玉音等人命运的主要推手。

为了打击胡玉音的锐气，李国香先是污蔑她和谷燕山有染，再是迫使黎满庚与她划清界限，接着又恐吓胆小怕事的桂桂，导致其走上自尽的绝路。

在这种紧张高压的政治氛围中，人性的矛盾与真实，成为一种血淋淋的残酷。面对李国香的恶意揣度，一身正气的谷燕山只能自揭“生理失能”的疮疤，以自毁尊严的方式维护胡玉音和自己的清白。

不同于孤家寡人的谷燕山，黎满庚则没有这样的一身傲骨。在妻子的威逼与孩子无辜的眼神中，家庭责任迫使他与胡玉音一刀两断，并交出了她一度托付给自己的1500元钱，间接导致了胡玉音家破人亡。

而讽刺的是，曾经到胡玉音家山门吃白食的懒汉王秋赦却因为“贫穷雇农”的身份被李国香选中，摇身一变已经成了运动思想的代言人。

作为一个长期处在性匮乏状态的单身汉，王秋赦靠着积极运动，不仅实现了身份地位的跃升，还从李国香那里得到了性满足。他看准了李国香表面一本正经，实则来者不拒的渴望，而李国香也有意培养这么一个下属，同时满足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生理需求。

这对始作俑者荒淫丑恶的权欲交换也与被迫害者的挣扎求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殊时代里，人性在压抑中的挣扎与变异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谷燕山面对这荒唐无力的现实，在醉卧雪地后的那句“完了，没完！”至今振聋发聩，宛如《红楼梦》中焦大的酒后醉骂，而这何尝不都是对体制的控诉和人性的拷问？

让人致敬的是，导演始于控诉，却没有让这种控诉的阵痛取代客观的反思，而是通过男主人公秦书田的命运变迁，剖析了时代外衣之下更深刻的人性。

影片中的秦书田本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曾在文化馆工作，期间因为被政治运动殃及，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可也正是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却成了第唯一一个敢于大方对富农婆胡玉音施以援手的人。

从表面上看，秦书田唯唯诺诺、自轻自贱，是外人看来似傻如狂的“秦癫子”，早已被运动压得没了气性。但是深入去看，这种有意而为之的“糊涂”，恰恰是一种秦书田式的生存智慧。

他明明被罚扫街，却扫出了华尔兹舞步，还要拉着胡玉音一起跳；他分明被要求写标语批斗自己，却还要考虑一下用什么字体。这种在苦难中寻找欢乐的黑色幽默，是这场动荡中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生态与尊严的写照。

在充满动荡和羞辱的年代里，秦书田仍不放弃爱的可能，和胡玉音用肉体的自由结合寻找生命的真实……

最艰难的年岁中，他们相濡以沫，以特殊的方式反叛着，试图夺回做人的权利。两人照样恋爱、结婚，并孕育了爱情的结晶。哪怕是顶着“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帽子，他们也坚持点起了红蜡烛，人性在这里得到了复活。

可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结合，落在李国香和王秋赦眼中，却成了“偷鸡摸狗、无法无天”的典型。

胡玉音作为李国香昔日的眼中钉，虽然已被打倒，但却依然美丽，并且得到了真男人秦书田在精神和生理上爱，这无疑给了李国香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她使出了最阴鸷的一招，让秦书田被判刑10年，送往监狱。这种锥心的“生离”，堪比“死别”。

在大雨滂沱的宣判会上，秦书田给胡玉音留下的最后的嘱托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而这也成了他们生存的信念与爱的誓言，是整部作品最铿锵有力的反叛力量。

作为继《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这两部力作之后的又一经典，谢晋导演借由《芙蓉镇》，对时代尘垢予以揭露和反思，并在直陈复杂人性的高度上，又精进了一层。

人性永远不可窥视，在芙蓉镇这个闭塞的小环境里，大时代的每一次天翻地覆，都深深影响到了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而尘埃落定后各人的不同结局，更是对世相人心的深刻警醒。

从1963年的影片开头，米豆腐摊前的热闹红火，再到1979年之后，米豆腐摊位的再次红火，这中间的15年光阴，凝成一段沉重悲凉的历史，永久地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

当华发已生的秦书田，在释放归乡的轮渡上，遇见再次高升的李国香时，后者先是感到尴尬，继而堆起虚伪的假笑与秦书田寒暄着过往。这一点充分暴露出，李国香对昔日种种丑恶行径，有着清醒认知，而这种清醒，则是她步步高升的关键。从这一点来看，李国香比“昔日恋人”王秋赦高明了许多。

王秋赦的一生事实上是被运动所愚弄的一生。对于他这样一个渴望不劳而获的时代畸儿而言，权利的诱惑与物欲的狂欢一步步放大了他的贪婪，吞噬了他的良知。这也直接导致了他沦为掌权者利用工具的悲剧。

因此，在影片结尾，昔日同流合污的两人走向了迥然不同的结局：李国香穿戴整齐地坐着小轿车走向省里的新靠山，而疯了的王秋赦则衣衫褴褛地敲着破锣，在芙蓉镇街上如幽灵般地喊着:“运动了！运动了……”王秋赦的疯癫，何尝不是对贪婪人性的一种嘲讽与批判。

当时代扬起的尘埃重新落定后，屡遭风雨摧残的人们，仍像扛过严霜的芙蓉花一样，从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中，不断衍生出活下去的勇气和胆量。

《芙蓉镇》没有肝胆俱厉的控诉，只在没有尖锐入骨的针砭，只以平静克制的画面，将这段早已沉寂在时光深处的特殊历史，温和地呈现出来。

电影中的故事讲完了，其中蕴藏的晦暗，苦难，爱情，人性，却远远没完，任人品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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